【摘 要】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精确新闻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末被提出以来，在西方以及我国的媒体行业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但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应用上的困惑。本文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时代精确新闻报道有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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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数据 精确新闻 数据新闻
对于“大数据时代”，学者刘建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它只是信息时代的特征之一，而不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因此大数据时代的概念，是十足的虚构。①虽然将大数据带给我们的改变冠名为“时代”确实有些夸大的成分，但是大数据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对于传媒的影响更是无法回避的。在2012年首届数据新闻奖的评选中，“从行动主体来看，大数据新闻涉及政府、商业、媒体等机构，媒体是大数据新闻的主要参与者，约占55%。”②由此可见，新闻传播与大数据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能否在已有的新闻传播体系中找到归宿或者关联？如果可以，大数据将会给它带来怎样的发展，又将带来怎样的挑战？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找到了精确新闻学。“精确新闻学，也称精确新闻报道、精确报道，是由美国学者、新闻记者菲利普·迈耶最早提出来的，是指记者在采访新闻时，运用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从而报道新闻。”③
一、传播者：对记者运用科学方法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除了上面提到的菲利普·迈耶的定义之外，德国学者麦库姆斯给精确新闻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所谓精确新闻学，就是要求记者用科学的社会观察的方法去采集和报道新闻，这些方法包括：民意调查、内容分析、亲自观察和现场实验等等。”④从这个定义中，我们更能够窥见的是精确新闻学对于记者的一种要求，它要求记者要更加强调人文素养的提高，写作能力的突出，要求加入科学的社会观察方法。
精确新闻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而在运用过程中，人才瓶颈凸显。在我国精确新闻发展中，《北京青年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96年1月3日它将其公众调查专版命名为“精确新闻”,从此拉开了我国媒体科学、规范的精确新闻报道的序幕。然而这份报纸却在2001年由于一位精于调查的编辑离职，其公众调查版随即停止。
造成这种人才匮乏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是历史的原因，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文人办报的现象屡屡可见，并且往往是我国新闻历史上光辉的一笔；其次是社会原因。与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社会更多了些“人情”的成分，体现在文章中更是先“动之以情”，而后才是“晓之以理”；最后是教育原因，我国从高中开始有文理科之分，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如果选修了文科，则基本对理科的知识不过问，这样也造成了文科生才会做记者的刻板印象，而同时记者对于理科知识的缺乏也较为严重。
大数据时代到来，学者喻国明指出：所谓大数据是这样的数据——规模大、非结构化、数据集彼此无关联，需要快速地分析，且其分析依赖于新兴的技术和人才。⑤在这样一个定义中，人才再次被提及。当精确新闻学到来时，人才的缺乏已然可见。
二、传播内容：大数据是否让精确新闻更精确
在过去精确新闻学的研究中，人们一方面认可精确新闻学的精确性，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其实施的规范性作了许多深刻的考量。大数据时代在哪些地方有进步？哪些地方无改进？哪些地方又有退步呢?
1、问卷设计的科学性
精确新闻报道中，问卷的设计是很重要的，一般会有这样几种方式：由专家或者调查机构为主设计问卷、媒体自行设计问卷、记者个人设计问卷。这三种方式中第一种应该是最科学的，因为调查机构毕竟有着较为专业的知识，但是这其中涉及到经费的问题，同时这三种还有一个通病就是新闻价值与问卷价值之间的统一性问题。当二者无法很好地协调时，就出现了问卷过于专业以至于记者无法驾驭，又或者太注意新闻价值而使得问卷不科学诸如此类的问题。大数据时代，对于内容的获取往往不是通过问卷这一方式，而是通过数据挖掘师直接对大量数据的分析，这里记者最大的瓶颈则在于对于程序软件的掌握，如果自己无法正确地操作，那么媒体依旧还是需要与专业机构或者人员的合作。这种新闻价值与问卷价值的统一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演变为了新闻价值与科学价值的统一问题。
2、抽样调查实施的科学性
精确新闻中，只有科学的抽样才能达到从样本推断总体的作用，抽样调查在理论上是有科学性的，因为它的误差可以估计，它的代表性也是可以用数据说明的，但是在媒体精确新闻的实践中，存在着很多不规范的问题，比如网上问卷，很多都是志愿者填写，这样的抽样很显然是非随机抽样，不具备代表性的。在对国内几家精确新闻报道报纸的抽样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之后，学者章永宏总结道：“各媒体在抽样及样本方面的实践不尽如人意。”⑥理论上的精确在实际中却由于操作不当而丧失了，这便是精确新闻学在现实中的尴尬。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后，似乎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问题：第一，如果这个总体已然建立，而且有数据挖掘技术，当然不需要再抽样，比如国内对于微博的分析，这是大数据的技术带给我们的福音。第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新闻不能仅仅依靠网络来总结，因为对于网络数据的挖掘结果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从这个层面而言，网络呈现的是否是总体还要根据我们的研究目标决定。
3、数据呈现中的不规范
学者肖明曾经撰文指出运用十项标准来评判数据新闻报道中的规范性，包括：（1）委托及执行机构；（2）访问时间；（3）访问方式；（4）样本量；（5）访问成功率；（6）抽样总体；（7）抽样方法；（8）抽样误差；（9）列出问卷；（10）样本结构。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中，她进一步对《北京青年报》的精确新闻报道加以内容分析并得出其公布结果的规范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⑦确实，对于一篇新闻报道而言，如果仅仅是近几成受访者认为如何，而不交代数据的来源背景等，则失去了精确新闻报道的本来意义。这时候数据不再是一种深度报道，而是一种迷惑受众的噱头。那么大数据时代，这种规范性应该得到怎样的调整?显然从字面上来看，如果没有涉及到抽样的话，以上的问题几乎都不用考虑，但是这也给我们在大数据时代的精确新闻报道敲了警钟，当我们越来越在乎数据呈现是否好看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数据的来源，数据可能出现的误差，并把这些问题一一呈现给受众。
三、受众：大数据给精确新闻学注入新的活力
无论在哪个时代，受众在传播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国不断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受众的地位更加不可忽视。从受众角度来看大数据时代的精确新闻学，我们看到了精确新闻学更大的外延以及更多的机会。
1、受众定位
在过去，精确新闻学更多的是媒体人自身的调整，是媒体人不断追求客观性原则的体现。至于受众到底是否接受这种表现形式，对于这种形式是否习惯，都没有办法很好地量化。而在大数据时代，当我们可以像淘宝推送商品一样推送精确新闻，当我们可以通过受众的浏览记录来推送相关联的精确新闻时，传统的精确新闻学的“精确”有了更广的含义。
2、交互性更强
在过去，精确新闻学，说到底是一种新闻与数字的交集，而受众看到的无非是一段包含着大量数据的文章，好点的无非是一张条形图或者饼形图，没有多少受众愿意看如此乏味的新闻。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可视化为精确新闻的表现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我们可以通过鼠标的点击在一张全景地图的可视化作品中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我们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甚至可以通过社交网站表现出来，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数据，人人都可以看到数据，这为精确新闻学的报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在实践中，大数据时代的精确新闻学，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数据新闻。其实“数据新闻并非一种全新的形式，它与精确新闻、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⑧，我们可以厘清的是精确新闻学更多的是一种理念，一种方法。精确新闻学起源于传统的抽样，当计算机兴起之后，我们便有了计算机辅助报道，而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开始有了数据新闻。“数据新闻作为在数据时代下精确新闻学的发展”⑨，使得精确新闻学在数据乃至大数据时代依旧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而回溯精确新闻学的理论根基，对于精确新闻学的提出，我们更多的是追求“真实、准确、公正、客观”，是社会责任理论的构成之一，是对新闻自由理论的修正。如此来看精确新闻学，我们便能在新闻史的长河中找到它的位置以及它的意义。可以预见的是，精确新闻学在多年之后，依旧会如现今它在大数据时代的表现一样，也许会改变方式，但是其内核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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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刘建明，《“大数据”的迷思与新闻媒体的应对》[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6）
②⑤喻国明、王斌、李彪、杨雅，《传播学研究：大数据时代的新范式》[J].《新闻记者》，2013（6）
③④⑦肖明、丁迈：《精确新闻学》[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2、3
⑥章永宏、黄琳：《重建客观——中国大陆精确新闻报道研究》[M].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⑧文卫华、李冰，《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报道》[J].《现代传播》，2013（5）
⑨李希光、张小娅，《大数据时代的新闻学》[J].《新闻传播》，2013（1）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13级硕士）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