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探讨了群体传播系统与社会信息系统和整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体传播系统的特征。群体传播系统是“自组织”与“它组织”的统一，是一个开放性和非线性的结构，同时也受到社会信息系统和整个社会系统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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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系统论 群体传播 自组织 它组织
一、社会系统的自组织与开放性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可以被观察的对象皆是系统，系统不是由个体或者个体的行动构成，而是由传播构成，并在“连锁的传播”中不断地实现自我维持，系统是会自我成长的。①
现代自组织系统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具有自组织性，也就是能够从外界环境中吸取能量和信息，以补偿自然增熵所失去的有序，无须外来指示便使系统要素产生共同行为，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从低程度到高程度复杂组织的开放系统。这种系统的动力来自于它对外的开放性和内部的自组织能力,在功能上具有自我复制循环的自维生特性,它的结构是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系统。②
开放系统指不断地从环境输入能量和信息,不仅可以使系统维持原有的有序、结构和稳定,而且还可以由于输入的增多，对原系统形成“偏离”、“涨落”和“扰动”，当它达到一定的阈值，便使系统逐步离开它的平衡态，原有的结构因失去维持自身的能力而瓦解，为新的结构所取代，形成新的有序和稳定。③
社会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的开放性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社会信息系统同样也是一个耗散结构，具有自组织性和开放性。
二、群体传播系统的自组织性
卢曼从封闭性的系统自我再造理论展开分析，认为传播不是纯线性的从甲到乙这样一种不同个人间的信息传播活动,而是系统的运作。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传播体系都自成为一个系统，并且是一个包含许多子系统的集合，它包含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子系统，且每一个子系统都具有开放性。整个传播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的耗散结构。此外，传播系统本身又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子系统，它一方面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其他社会子系统。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当下，传播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显得越来越重要。
群体传播是整个社会传播系统的重要一环，更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关键节点，它无法脱离其它社会子系统而独立存在。与其它社会子系统一样，群体传播系统也是自组织与它组织的统一。与其他自组织系统一样，群体传播也遵循开放性、非线性、不稳定、非平衡、役使型和循环性等原理。
在系统论视角下，以2012年的“保钓”风波引发的一连串反日群众事件为例，我国当代群体传播具有如下的特征：
1、群体传播系统具有开放性特征
群体传播系统作为一个耗散结构，它通过不断地与其他传播系统进行信息交换，耗散能量来保持平衡，其目的是实现减熵，从而减少系统的无序性，增加有序性，来达到自身的平衡④。
群众的反日情绪不会无端的高涨，它起源于信息由大众传播系统向群体传播系统流入。媒体对“钓鱼岛事件”的大范围的报道，使公众大范围接触到关于该事件的信息。而“保钓事件”之所以能够触发强烈的反日爱国情绪，一方面来自于抗日战争遗留的历史仇恨，另一方面来源于大众媒介，包括新闻和影视剧对这种国仇家恨的长期渲染。
群众的反日情绪长期存在，却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大众传播媒介自身的矛盾更是增加了这种情绪积淀，特别是传统媒体。一方面抗日题材的影视剧长期风靡荧幕，经过艺术加工，抗日英雄被神化，与日本有关的一切被妖魔化，这种反差无形中加深了长期存在的民族情感和历史仇恨；另一方面，日产汽车、电子产品、漫画等充斥国内市场，日产产品的广告、商标充斥眼球。被煽动起来的反日和爱国情绪无处安放，群体情绪存在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群体传播系统内部的熵值越来越大，开始变得无序，而现实环境与这种情绪相违背时，极易触发过激情绪或行为失范。
2、群体传播系统具有非线性特征
群体情绪的传递并非是一种只增不减的单调运动过程，它的扩散同样会呈现出不规则的震荡运动，而这种震荡大多来自于群体传播的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或整个社会环境之间的能量互换，特别是关键性事件的发生或传递，会引发群体情绪的涨落。
在“保钓事件”中，中国、日本政府每出台一项政策或进行一次军演都会触发新一轮的反日游行。而打砸日产汽车的事件在网络中被披露，又会带来群体对过激的反日情绪的反思，理智的呼声渐起，且越来越高，压制反日情绪，使之出现临时性的低落。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按，这种情绪又会瞬间反弹。
3、群体传播系统中的序参数和役使原理
群体传播经常表现为无序性，是因为在这个传播系统中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因素使系统表现为不同的状态，比如谣言、意见领袖等，这些因素相互竞争，直至某种或几种因素趋向主导，压倒其它因素，这种主导因素就成为“序参数”，其它大多数因素则被序参数支配，形成“支配——役使”关系。这种役使关系决定了群体传播系统将以何种面目出现。
在群体传播系统中，一旦谣言等负面因素成为序参数，负面情绪会在群体中迅速扩散，使得群体传播变得难以控制。而在各方力量博弈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强势有力的意见领袖，群体情绪也有可能出现快速的方向逆转。比如在“保钓”运动引发的群体事件中，多个“微博大号”对打砸同胞个人财产的现象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使群体传播由极端反日情绪向呼喊“理性爱国”快速逆转。
三、群体传播系统的它组织性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传播系统不仅是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它也具备“它组织系统”的一些特征，即群体传播系统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和物质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形成的。这就使群体传播在某些情况下变得可操纵⑤。特别是针对某品牌、名人或公开事件的群体情绪，经常会受到利益团体的操纵。
德弗勒等人的“媒介效果依赖模式”启发了我们，整个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在积极参与社会行动的社会子系统，它参与和影响了个体和社会层次上的维持、变化、与冲突。⑥
社会体系、受众与社会信息系统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同样，在社会信息系统内部，群体传播系统与大众传播系统、人际传播系统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依赖关系。群体传播系统存在于社会信息系统内部，并借助于它与整个社会体系以及受众之间产生互动和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的变化同样能够产生波纹效果，即波及由上端的社会到底端的个人的影响力，它的影响涡旋向下，贯穿于社会的各个层次。
这也就解释了诸如“茉莉花革命”等群体事件，为何仅由一件小事出发，发展成为群体事件，并不断扩大，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同时也提示我们：群体情绪的传递和群体传播系统的运转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它不断的与社会体系以及社会体系内的其他子系统和个人发生互动，并产生微妙或者剧烈的变化。关注这种变化，在信息传播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群体传播纳入到整个社会系统中来研究，研究群体传播系统的自组织与它组织原理，关注群体情绪的波动，学习如何恰当的引导群体情绪，及时疏通社会情绪的排解渠道，才能及时防止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维持社会的稳定。
结语
社会系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的升华，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本文在系统论逻辑的基础上对由“保钓事件”引发的一系列群体事件进行分析，旨在对传播学中的群体传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事实证明，系统论是一个实用和有效的社会科学思考方法。传播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系统，当今中国的传播问题又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系统论的思想能够帮助我们从全局上思考问题，把当今中国传播问题放在社会信息系统和整个社会系统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和思考，能够有效地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
在运用系统论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传播学问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与现有的传播理论和中国独特的传播场域相结合，在综合国情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前提下，通过考虑特定情境下的特殊传播路径，来思考相关的传播问题，并以系统论、传播系统论为指导，提出全面、综合、客观的解决办法。
传播学是一门跨专业的学科，传播问题也是嵌入在整个社会中的复杂问题，仅就传播学理论解决传播问题是不够的，仅就传播理论和传播现实解决传播问题也是难以从根本上认清事实的本质。所以传播学的研究要深入到整个社会科学系统中，传播问题的解决要在整个社会系统的大环境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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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葛星，《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野下的传播、媒介概念和大众媒体》[J].《新闻大学》，2012（3）
②③杨桂华，《人类社会与自组织系统理论》[J].《教学与研究》，1998（3）
④⑤⑥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0：131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