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以形象学为依托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对本国形象的理解与阐释。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性小说《情人》正是可以被形象学细致阐述的典范。它承载了杜拉斯在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下对中国人乌托邦式的想象与刻画，也展现了一位女性对异国爱情意味深长的追溯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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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形象学 玛格丽特·杜拉斯 《情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剧作家、电影编导，并曾经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她率性洒脱，放荡不羁；抽烟酗酒，感情生活也相当丰富，拥有过多位情人；她的写作风格同样标新立异，以亦真亦幻的笔端化为近乎呢喃呓语的文字；在1984 年她以小说《情人》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之前，她还曾一度被评价为“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书的作家”、“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女小说家”，其传奇色彩和文学价值不言而喻。而且自杜拉斯引发狂热的“杜拉斯现象”后，世界范围内对杜拉斯的研究众说纷纭，为我们了解杜拉斯以及她的作品提供了很多不同的研究角度。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法国学者亨利·巴柔对“形象”的解释是：“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①形象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早期传统形象学演变到当代形象学的过程。早期传统形象学大致停留在“一个形象与‘被注视者’国相比是否‘错误’或其‘忠实程度’的问题”②。简言之，即形象的“他者”差距。当代形象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对作家主体的关注以及作家对“他者”形象的塑造。根据形象学理论的阐述，形象学研究可分为文本外部研究和文本内部研究。文本内部研究可以称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基石，它以文学文本为基础，从词汇研究、等级关系研究、故事情节研究这三个方面展开。然而文学不是孤立地存在，不能只局限于文本范围以内，也应涉及到文本以外的一系列影响，所以文本的外部研究也同样重要。文本的外部研究包含了以下三个层面：社会集体想象、作家、作家描写的异国形象与现实异国形象的关系。基于文本外部研究的跨学科性，研究意义丰富，本文拟用形象学研究中的文本外部研究理论，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之上，对杜拉斯小说《情人》做进一步的分析，以便更加完善对“杜拉斯现象”的了解，也为形象学研究领域和杜氏研究领域增添新的色彩。
一、19 世纪到20 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社会集体想象物
亨利·巴柔认为“: 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和——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从史学家们那里借来的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③显然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异国形象并不是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而是整个社会集体话语共同的凝结。形象学研究异国形象的意义不在于复制原型，而是由作者集合社会集体想象创造性地打造印有自己专属烙印的形象模式。“他者”形象已无法真实还原现实，复制历史，必然沦为“社会集体想象物”。
19 世纪到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动荡，经历了一系列的巨大变化，饱受苦难的中国开始觉醒，被迫打开国门面向世界，与此同时欧洲的文学家也把目光重新投射在了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家，他们迫切地想了解关于这个曾经繁荣神秘国度的一切，包括生活在这里的种族。他们凭借由经济和工业力量强大而产生的种族优越感，以一种极度轻蔑的姿态遥望这片土地。但由于远在重洋之外的他们无法来到中国进行切实的体验和感受，他们的眼光依然还停留在过去，凭借着以往对中国的零碎记忆删减拼接，勾画了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形象等同于愚昧、野蛮、麻木、粗俗、卑微、没有行动能力和自主性甚至将之与兽类相提并论，还出现了“支那”、“黄祸”等带有鲜明种族歧视意义的词语。毋庸置疑，这些描绘与现实大不相符甚至故意丑化，但是却潜移默化地熏染了远在大洋彼岸的大多数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几乎未曾与中国深入接触过的西方大众。当然，这种丑陋、负面的形象也由社会集体话语传递给了从未真正到过中国的杜拉斯。
正是在西方集体社会种族偏见的误导下，杜拉斯作为一个法国白人无法摒弃西方人的身份认同，使她在创作《情人》时无可避免地带有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来审视东方古国、中国形象。“我所爱的母亲……，她头发紧紧地梳成一个中国女人的发髻，她那副样子看了真叫我们丢脸”④，对中国的蔑视，已经连带着对中国衣式发型同样的不屑，白人母亲梳着中国女人的发髻，这足以让杜拉斯高傲的种族自尊心难以承受，感到丢脸和难为情。“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四面八方涌出，有几股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我们走进一家有几层楼的中国饭店……，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包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⑤。印度街道上的中国人对杜拉斯而言从来都不是单独的个体形象，他们密集、模糊、无法分辨，永远是个集体形象，陌生的中国话在她听来也是野蛮原始的吼叫，那是在高尚尊贵的西方不曾有过的粗俗。划分清晰的界限，轻蔑不屑的口吻，在《情人》这部小说里，无不展示着杜拉斯由西方社会集体想象带来的无上的种族优越感，黄色人种在她眼里是注定要被俯视和鄙夷的。
二、作者混杂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身份
在形象学文本的外部研究过程中，社会集体想象物属于总体分析，可看做文本创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然而作家研究也同样重要。“在形象学研究中，作家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主要构成引导、复制、批判三种关系形态。”⑥他者形象正是作家的想象性产物，而玛格丽特·杜拉斯混杂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身份为她的想象性产物——《情人》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厚养料。
杜拉斯出生在印度支那，并在这里度过了17 年的青少年时代。“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唯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⑦就在这17 年中，东方的文明、异域的文化同那无休无止的炎热一道融入了杜拉斯的身体，化为血肉，成为她一生文化创作不竭的源泉。印度独有的东方风情有别于西方世界，在杜拉斯的记忆里，永生难以忘怀，即使分别久远，她依然清晰记得那些画面。印度的亚热带风光：“夜晚，有一些夜晚，我还记得，没有忘记……，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每一夜都是独特的，每一夜都可以叫作夜的延绵的时间”；“在庭院的小径上，番荔枝树阴影像黑墨水勾画出来的”⑧；独特的城市气息：“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芬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烧炭发出的气味……，所以城市的气味就是丛莽、森林中偏僻村庄发出的气息”⑨。小说里一次次不惜笔墨地描绘这样的东方环境，这里孕育了杜拉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杜拉斯已俨然一副印度支那地方少女的模样了，正如同她自己曾在访谈录里说过：“我们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然而，毕竟肤色有差、种族有异，作为西方殖民主义下的白人，杜拉斯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萌芽伴随着她对世界的认知也渐渐显现。她对印度的感情开始变得矛盾起来，热爱的同时又充满了排斥。当时的印度支那是隶属于法国的殖民地，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以及强烈的种族歧视让这个充斥着白种人和黄种人的狭长地带变得等级森严、阶层分明。然而处于高高在上的白种人中也有不同的等级，杜拉斯一家恰恰处在白种人的最底层，在白人社会她们遭到嘲笑和排斥，但是种族的优越感又让她们时时刻刻与“低微”的黄种人保持距离。尤其在她回法国之后，强烈的归属感让杜拉斯迫切地想融入法国母语文化世界里，然而法国对从小在印度长大的杜拉斯而言是陌生的，与她在印度所习惯的生活是那么的格格不入。面对着拥有所谓的文明与高贵的法兰西文化，她热爱的故土开始变得让她感到羞耻，她试图遗忘那片东方土地来换取法国文化的认同。这样混杂的生活背景致使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交织注定伴随她整个的写作生涯，她无法摆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背景将深深植根于她的意识深层，这也使她“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⑩也正因如此，才赋予了杜拉斯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情感体验，让东西方的文明与文化在她身上迸发出了如此独树一帜的绚丽色彩，所以说《情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正是得益于杜拉斯这种混杂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身份。
三、想象与现实中的异国形象
关于杜拉斯描写中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关系，是真实的再现还是带有不同程度的美化或丑化，从这部小说塑造的“中国情人”形象中我们便不难得知。
小说通篇一直以咏叹式的第一人称叙述，首先便确立了“我”的主体性地位。“我”以一种自由回忆的方式娓娓道来，更像是一帧帧的镜头由远及近，从“我”现在年老的样子回忆到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从那时已经支离破碎的皮肤再退回到十五岁半，最终定格在十五岁半那年的湄公河轮渡上。这里是故事的开始，主人公却没有出现，一直到小说的第二十九页，“情人”才正式闪现了身影。这部名叫《情人》的小说，“情人”却不是重点，只是作为这段漫长回忆里的点缀。在往后的叙述里，杜拉斯也是不断地突出这位情人卑微、从属的弱势地位，他在白人女孩面前永远是被动的、没有选择权利的那一个。“他”在湄公河初次见到白人女孩时：“他慢慢地往她这边走来……，他是胆怯的……，他的手直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⑾显然无比丰厚的财富没有给过他任何高于种族等级的优势，一个二十五岁的富商之子在一个十五岁半的贫穷白人姑娘面前是如此的胆怯和畏惧。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种族等级差异在这位情人和白人女孩之间阻隔了一条深深的鸿沟，不管这位情人多么富有，多么深情，多么优雅，只是一身肤色便注定了他始终无法跨越鸿沟走近女孩，而女孩尽管再贫穷，再悲惨，再叛逆也无法克服种族观念带来的心理障碍，即使身体跨了过去，她的灵魂也依然保持着白人的优越感所带来的羞耻心。杜拉斯俨然将“我”与“情人”的关系上升到了种族主义。“我”——一个白人女孩，代表的是西方高等殖民者，“情人”——一个华人青年，代表的是东方低等被殖民者，“我”永远处在主动、强势的地位，而“情人”总是懦弱、胆怯。这无疑代表了杜拉斯在社会集体想象影响下对中国先入为主的丑化。
然而杜拉斯的魅力就在于她既能认同本民族立场下的丑化形象，她也能在丑化中质疑和颠覆自身立场。她在不断丑化中国情人形象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中国情人不自知却独有的美雅和“无可言状的温柔甘美”。“他给我洗澡，冲浴，给我擦身，给我冲水，他又是爱又是赞叹，他给我施脂敷粉，他给我穿衣，他爱我，赞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宠爱的”⑿，她不禁在他丝绸般的柔情里一天天地爱上了这个中国情人，“每天傍晚我都在学校门前他的黑色汽车里看到他，羞耻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⒀。年轻的杜拉斯，没有完全地笼罩在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之中，中国情人的出现像一只轻柔的手拨开了挡在杜拉斯眼前的薄雾，她在卑微中看到了美雅，在野蛮中看到了温柔，在懦弱中看到了勇猛，那真实的感官无关乎社会集体想象赋予的偏见，而是来自自身的体会，来自那遥远的东方中国的男子。只是这段爱情开始的迅速，消逝也如同暗夜流星般匆匆坠落，就在杜拉斯发现爱情悄悄萌芽时，转眼面对的却是离别，即便此生不复相见，浪漫的杜拉斯也在自己有限的人生和无限的文学世界里永远地爱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情人以及这份异国情缘。
结语
纵观杜拉斯的一系列作品不难发现，杜拉斯的写作终其一生都在围绕着爱情主题，真实的情爱经历与想象中的虚幻建构如同那湍急不息的湄公河一直萦绕在心头，流淌在杜拉斯的文学血液中，无法割离。杜拉斯爱情小说的典范《情人》虽已走过三十年韶华，却在文学作品不断涌现的今天仍不失为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可见其文学价值之大。
本文虽从形象学文本的外部研究的角度对这部小说做了一番解读，却也只是个人之见，也许对杜拉斯来说，如何解读《情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情本身。一个中国情人贯穿了杜拉斯的一生，也成就了杜拉斯的艺术生涯。由此带来的世界效应让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中国人形象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缩影，并被深深吸引，一步步走进了一个本真女性对初恋情人刻骨铭心的追忆与怀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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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②③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122、121
④⑤⑦⑧⑨⑾⑿⒀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译：《情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21、41、6、68、36-37、29、53、91
⑥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7
⑩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43
（作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