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婷
【摘要】“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网络舆论一片哗然。本文以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基础，试图探究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利用微博进行编码以及微博用户对此进行解码的全过程。研究发现：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微博时代仍具有适用性。
但是，由于受众的主动性增强，受众解码不再是微博意义传播的终点，主流媒体和普通网民会在微博平台上展开互动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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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突发事件 主流媒体 编码 解码
突发事件指的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①这类事件因为其所具有的突发性、显著性、灾难性、接近性和人情味等很自然地成为了各大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而如今，随着微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微博了解信息并主动投身到信息的互动传播和分享当中。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微博迅速成为舆论的集散地，主流媒体所构建的官方舆论场和普通网民所建构的民间舆论场在微博空间里展开了互动和博弈。本文以人民日报新浪微博为个案，分析2014 年3 月1 日发生的“昆明暴恐事件”，试图探究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利用微博进行编码以及微博用户对此进行解码的全过程。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2014 年3 月1 日21 时20 分左右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策划的无差别砍杀事件。“昆明暴恐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突发事件，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网络舆论一片哗然，微博迅速成为这起突发事件舆论的集散地。一方面，主流媒体积极利用微博平台发声，引导网络舆论，@人民日报（22:30）、@新华视点（22:55）、@央视新闻（23:13）等均在第一时间介入此事；另一方面，这起突发事件也引起了网民的广泛讨论，并与主流媒体积极互动。
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编码解码”理论基础上的，采用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法，对@人民日报关于“昆明暴恐事件”的微博报道以及网民对此的评论进行文本分析，揭示这些文本背后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微博热门话题的热度通常保持三到七天，除非事件真相不明或者有重大变化，否则关注度会逐渐下降，所以本文统计的文本截止时间为2014 年3 月7日24 时。
二、主流媒体微博传播中的编码与解码
（一）编码——意义生成的过程
霍尔将文本的生产流通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文本意义的生成，也就是所谓的编码阶段。在这一阶段，编码者对世界的看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如何取舍材料、如何建构“现实”都掌握在编码者的手里。
1、编码文本的内容
截止到2014 年3 月7 日24 时，@人民日报共发布关于“昆明暴恐事件”的微博123 条。将这123 条微博提取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并确定主旨，我们发现@人民日报在对“昆明暴恐事件”的信息进行编码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突发事件本身，领导人反应，关于事件的评论，哀悼与祈福，正能量及其他。（具体见图1）
通过对编码文本的内容构成进行分析，笔者发现，22%的微博内容是针对事件本身，如“一伙男子持械冲昆明火车站广场见人就砍、昆明严重暴力恐怖案已致29 死143 伤其中重伤73 人、昆明暴恐案告破团伙6 男2 女”等。可见，微博时代，当面对突发事件时，主流媒体会在第一时间及时发布事件的最新进展，而事件进展的及时公开对引导网络舆论、消除网民的恐慌心理具有积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针对事件本身的微博报道由于主要偏重于提供事实和信息，所以价值判断色彩较弱。相比之下，偏重情感表达、评论、倡议的微博报道价值判断色彩更强，舆论引导能力也更强。所以，@人民日报在编码过程中对这类报道也更为重视。在@人民日报发布的123 条相关微博中，超过1/4的内容涉及“正能量”，如“民众挤爆昆明献血点、#为平民英雄点赞#”等。当“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事件的恶劣程度在普通网民中造成了一定的恐慌，而且也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敌对情绪，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日报积极弘扬正能量，塑造了众多“平民英雄”、“新疆好人”的形象，试图将网民从悲伤的情绪中解放出来，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同时，除了弘扬正能量，@人民日报也利用倡议和评论的方式来引导网络舆论，如“人民微评：谴责暴力严惩凶手、微倡议：面对暴恐，我们需要团结与信任”等。这些评论和倡议要求普通民众团结一心，具有很强的舆论引导作用。总的说来，虽然在微博平台上，@人民日报发布的信息更加多元和灵活，但从本质上看它始终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是及时报道事件的最新进展，还是安抚民心，积极引导舆论，@人民日报对信息的编码过程始终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完成的。
2、编码文本的意义建构
（1）编织“英雄式人物”的神话罗兰·巴特的“神话”系统是在索绪尔能指所指的理论基础之上添加了第二层面的指意系统，它披露了隐含在表征系统背后更意识形态化的深层意义。而大众传媒在进行编码的过程中，为了潜移默化地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引导，也会极力去编织一个“神话”系统。
@人民日报在对“昆明暴恐事件”进行编码时，也构建了一个“英雄式人物”的神话系统。为此，笔者选择了@人民日报发布的两则具有代表性的微博进行文本分析。
1、【带伤追凶的派出所队长】谢林是火车站派出所执勤三中队队长，五名歹徒向北京路与永平路方向砍杀，他在后面紧追，这时他已被砍伤，头上有约10 厘米长的刀口。大家将歹徒围住后，有人脱下白衬衣按在他的头部，结果“没多久衣服就被血渗透。”目前他仍在重症室紧张抢救，祈祷平安！
2、【倒在血泊中的两位保安】昆明火车站某牛肉面馆的保安老刘截住其中一名歹徒，被歹徒一刀刺中前胸，倒在血泊中。另一边，火车站广场30 多岁的丁姓保安一棍打在一名歹徒身上，瞬间被五名歹徒围住，被乱刀砍死。你们是无辜遇难者，你们也是平民英雄。
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指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就期待着人们特别注意救援行动的进展和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的英雄人物。”②而“英雄式”人物也正是这两则微博共同编织的媒体神话。从这两则微博中，媒体凸显了公安干警和普通民众“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不怕牺牲”的形象，将他们塑造成了勇敢无畏的“英雄”。神话是具有转喻性的，虽然这两则微博描述的都是个例，但现实片段却被转喻成了普遍的现象，我们很自然地认为公安干警、普通民众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与暴力事件作斗争，暴徒虽然穷凶极恶，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最终会得到法律的严惩。可见，@人民日报通过构造突发事件中种种“英雄式人物”的神话，对“现实”进行了筛选和转化，营造了积极、充满正能量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灌输了主流意识形态。
（2）建构“我们”的共同体
@人民日报在对“昆明暴恐事件”进行编码时，试图构建“我们”的共同体。微博文本隐含了“我们”与“他们”的隐喻，前者是普通民众/弱势群体、团结一心，后者是暴徒/伤及无辜、灭绝人性。这两者的二元对立贯穿了整个事件的编码过程。“如此可敬可爱的群众居然有暴徒残害他们，凶手必受严惩”、“当凶残利刃挥向手无寸铁的普通人，疼痛蔓延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从这些微博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人民日报通过编码使普通民众成为了“我们”中的一份子，而暴徒成了人民的对立面，强调民众“手无寸铁”、“可敬可爱”更凸显了暴徒的穷凶极恶，社会凝聚力得以加强。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还构建了一组“我们”与“他们”的隐喻，即中国/受西方媒体不公平待遇的国家与西方媒体/用双重标准报道恐怖事件。在3 月2 日到3月3 日，@人民日报集中发布了7 条微博谴责西方媒体对“昆明暴恐事件”报道的闪烁其词、态度暧昧。“CNN：为什么要在恐怖分子上面加引号？！”、“对911 恐怖袭击，中国给予人道同情，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一些美媒却用双重标准。为什么？请回答！”在这些微博中，@人民日报反复用到疑问句，表面上看是对西方媒体提出质疑，其实深层次的用意是引发每个普通民众的思考，构建民族主义的共同体，引导民众朝着“正确方向”解码。
（二）解码——意义解读的过程
通过上文中对编码过程的分析，笔者发现，编码者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下赋予文本以意义的，而且他们也希望受众能按照他们“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进行解码。但是，在实际的解码过程中，受众并不是被动的接收者，编码与译码过程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所有编码能试图“偏爱”某种译码却无法规定或保证那种译码。③尤其是在微博时代，微博的低门槛、草根性、匿名性使得受众可以“畅所欲言”。结合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笔者认为，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受众对编码文本的解读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支配式解码
这一解码方式即受众的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一致，受众完全接受了大众媒体传递的信息及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这是编码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完全不失真的传播”。在“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这起突发事件的最新进展，积极弘扬正能量，呼吁普通民众团结起来。而这些大众媒体极力传播的主导意义也得到了广大微博用户的回应。如：网民“法盲小霍”说：“今晚我们都是昆明人，昆明挺住。”网民“大个儿Lily”说：“逝者安息！针对平民施暴的犯罪分子，丧心病狂！必须严惩！”等。在这种情境下，这些网民完全是按照编码文本中的“偏好意义”进行解码的，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效果也最为明显。
2、协商式解码
协商式解码中既包含了与主导话语相容的因素，也包含了与其相抗争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于编码者传递的主导意义，解码者既肯定其中的合理成分，但也试图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立场进行适当地修正。在这种解码方式中，观众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④“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除了“对遇难者进行哀悼，要求严惩暴徒”之外，部分网民也用不同的方式对文本进行了接收和诠释。网民意欲探讨这场恐怖袭击背后的真相，并希望从这次事件中找出应对暴恐的有效措施。如：网民“爸爸的小皮狗”说：“第一谴责针对平民暴力，第二根源是什么，如何化解？”网民“清风柳树林”说：“谴责暴力，但这件事，政府是不是也应该反思。”可见，在这种情境下，编码者传递的“主导意义”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解码者“扭曲”和“误读”了。
3、对抗式解码
对抗式解码是解码方式中最为激进的一种。这种颠覆式的解码方式使得编码者的传播意图完全被扭曲，消解了主导的话语结构。对于@人民日报发布的微博信息，部分网民也采取了完全对抗式的解码方式。一方面他们对@人民日报发布的信息本身进行了批判。如：@人民日报在3 月2 日凌晨发文倡议“点颗蜡烛，送送无辜遇难的生命”，但随后一些网民对此提出了异议，“被人砍了只知道点蜡，不会全民普及防身术么！”“永远就是点蜡烛，哪怕点一万只呢，有任何实际的用么？”另一方面，网民对安保和火车站的安检工作也提出了质疑，认为正是安保工作的疏忽给暴徒有了可乘之机。“火车站安保形同虚设，愤怒！”“昆明火车站安保人员何在？安检系统形同虚设。安检人员应当追究相应责任。”在这些微博文本中，受众通过质问、暗讽的方式，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激烈对抗，消解了编码者试图建构的“主导文化秩序”，同时也对大众媒体和政府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约束作用。
（三）解码后的再编码——两个舆论场的博弈
霍尔把观众观看电视节目作为电视话语意义流通的起点至终点。⑤但是在微博时代，受众解码不再是微博意义传播的终点。由于微博的交互性使得微博用户的解码结果会及时反馈给编码者，而编码者也会根据解码结果作出相应的修正，投入到新一轮的意义争夺中去。
3 月2 日7 点39 分，@人民日报发布微博称“昆明暴恐事件”已致29 人死亡，并且这起事件是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的。这条信息发布之后，立刻引起网民的热议，部分不理性的网民片面地将新疆分裂势力等同于新疆人，将对新疆暴恐分子的愤懑和仇视转嫁到了全体新疆人身上。笔者从评论中发现了许多类似于“讨厌的新疆维吾尔”、“新疆人又一次伤害了我”的言语。这些言论使得网民产生了民族敌对情绪，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在微博时代，受众解码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还远远没有结束。面对这些对抗式解码，人民日报开始利用微博平台对信息进行二次编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即3 月2 日至3 月7 日）@人民日报共发布了26 条相关微博，倡导网民“不要将对恐怖分子的愤恨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敌意”，希望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暴恐事件”。同时@人民日报还通过对新疆的好人好事、美食美景的报道，积极引导网民发现新疆美好的一面。而在@人民日报进行二次编码之后，受众的解码立场也得到了修正，关于咒骂、仇视新疆人的评论迅速减少，网民普遍认同了“暴徒没有资格做新疆人”、“新疆人也是无辜群众”的观点。可见，如今微博已经成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普通网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进行互动、博弈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他们通过不断地编码与解码，积极抢占话语的高地。
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在微博时代仍具有适用性。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主流媒体会在第一时间利用微博平台发声，发布事件的最新进展，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同时，由于微博的开放性、交互性以及网民的多元化，微博用户也会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框架对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进行多元解码，以不同方式来阅读、接收、诠释文本。尤其是在微博时代，受众的解码不再是微博意义传播的终点，主流媒体和普通网民会在微博平台上展开互动和博弈。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主流媒体会通过多次地编码“力图在促进一种更为一致的社会主体性观念的过程中，涵容或抚平矛盾与争端”。⑥总之，微博已经成为了一个意识形态不断搏击争斗的场所，微博意义传播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人们在网上比在线下更具表达自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人们进行协商式、对抗式解码。因此，当发生突发事件时，主流媒体进行微博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而面对这一挑战，笔者认为，主流媒体必须要提高自身的编码技巧，以一种更包容的心态对待受众不同的解码立场，与受众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信息被解码者扭曲、误读的可能性，扭转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局面，使得编码文本中暗含的意识形态能够得以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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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②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M].华夏出版社，2003：128
③张国良：《20 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34
④黄顺铭：《一个诠释典范：霍尔模式》[J]《. 新闻大学》，2002（4）：27
⑤王磊，《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的三个阶段——重新解读霍尔的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理论》[J]《. 当代传播》，2003（2）：76
⑥罗伯特.C.艾伦著，麦永雄、柏敬泽等译：《重组话语频道》[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77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