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锋厦门大学
2012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2189.2 亿美元，双方的贸易摩擦从传统的服装皮革、轮胎和机械设备升级到太阳能光伏产品等新科技领域，美国不断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和“337条款”调查。同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4001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双方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发展。基于此，笔者试图从产品内分工视角，对中国、美国与东盟三者之间贸易失衡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
一、中国、东盟和美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分工迅速由“产业间”、“产业内”向“产品内”分工深化。以美国苹果公司生产的iPhone4 为例，除了程序开发、外形设计和极少核心零部件是由苹果公司总部完成以外，整部手机包括零部件的制造及组装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完成的，涉及的国家有中国、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及东盟国家等。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2012年数据显示，中间产品贸易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所占比重为58%，占区域内贸易的一半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在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垂直分工体系, 催生了大量中间产品贸易造成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贸易可体现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层次。
（一）中国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2002年至2012年，中国中间品的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都在40%以上，初级品在12%左右，最终品在47%左右。中间品占比在2012 年是42.1%，但比重在逐年下降，产品内分工的强度有所下降。零部件出口比重从2002年的8.2%上升至2012年的9.4%，而进口比重则从13%下降到11%，虽然零部件进口一直大于出口，中国是零部件净进口国，但逆差额在不断缩小，正向着零部件出口国转变的趋势。这说明中国虽然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比较低，处于分工体系的中后端，扮演加工制造业和组装业的角色，但随着跨国公司FDI通过价值链的跨国延伸，促进了生产网络内部的知识在不同国家的消化吸收，参与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和参与范围的不断扩展，中国的技术水平会得到不断提升，出现沿产业链向上移动的趋势。由于老挝和缅甸数据的缺失，本文统计了东盟八个国家的产品内分工程度数据。
（二）美国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美国中间品的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从2002 年的41.1%下降到2012 年的37.1%。初级品比重在12%左右，最终品占比在50%左右。最终品占比大于中间品占比。从中间品的组成来看，零部件进口大于出口，是逆差。零部件占中间品的比重在十年间呈下降趋势，从2002 年的51.1%下降到2012 年的42%，而半成品则从48.9%上升到58%，中间品当中的半成品比重大于零部件比重。可见，美国虽然处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的高端分工环节，但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小，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更多的是处于生产核心零部件、消费最终品的地位。
（三）东盟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东盟中间品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在61%以上，超过了初级品和最终品的总和。东盟国家是零部件顺差国，零部件出口大于进口，在跨国FDI 主导的生产网络中处于零部件生产的位置。从中间品的组成来看，半成品占中间品的比重近年来在60%左右，零部件比重在40%左右。半成品比重大于零部件比重，说明东盟虽然是零部件生产国，但出口仍主要集中在初级零部件和半成品，而半成品主要用于纺织服装、家具制作、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投入，属于相对低层次的分工领域。
二、中国、东盟和美国贸易不平衡问题
（一）中国与东盟、美国的贸易失衡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是由国际分工决定的，我国的贸易状况主要是由我国在跨国公司FDI 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分工地位决定的。表2 显示的是2002 年-2012年我国与美国、东盟的贸易差额变化。从表2 可见，中美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从2002 年的427.2 亿美元增加到2012 年的2189 亿美元，增长了4倍左右，除了2009 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现下降外，总体上呈扩大趋势。中国与东盟贸易方面，中国基本上处于逆差状态，并呈波动状态。2010 年之前，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最高点出现在2004 年，为200.8 亿美元，随后几年逐年下降，2009 年降到最低值的4.2 亿美元，但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逆差迅速回升，并逐年增加，在2012 年贸易逆差达到193.2 亿美元。
从产品内分工来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除了初级品是逆差之外，中间品和最终品都是顺差。2012 年，初级品逆差占总逆差比重在16%左右。中间品当中的零部件和半成品所占比重为9.4%和13%左右。中美贸易顺差最大的是最终品当中的消费品。消费品贸易顺差占总贸易差额的50%以上。
图1 显示的是中美两国贸易差额比重的变化情况。初级品逆差比重一直在加大，半成品比重变化比较小，零部件比重从2002年的5.8%一直增加到2012 年的13.1%，有扩大的趋势，而零部件产品大部分是精密仪器、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附加值比较高，属于相对高等次的分工领域。零部件顺差比重逐年增大，说明中国在追赶美国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随着知识资源、技术资源的不断积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缩小，中国并没有被锁定在低端的生产分工地位。
从最终品组成的贸易差额来看，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在2012年都在50%左右，但资本品比重从2002 年以来一直在增加，而消费品在近5 年来一直保持在53%左右。资本品和消费品是中美顺差最大的贡献来源，两者相加组成的最终品占中美贸易差额的80%以上。这说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消费品出口国，美国消费了大量的在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最终品，中国的加工贸易特征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充当了加工贸易和组装的承接者以及最终品供给者的角色。美国在研发、设计和营销上占据优势，处于生产分工的高端位置，是最终品的消费国。
（二）美国与东盟、中国的贸易失衡
表4 显示的是美国与东盟2002-2012 年的贸易差额占美国总贸易逆差比重的状况。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波动中逐年上升，但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却是不断下降的，比重从2002 年的7.8%下降到2010 年的5.9%，除了在2005 年和2012年有所回升之外，在长达10 年的时间里比重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的，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差额的比重在逐年上升，比重从2002 年的22%上升到2012年的43.2%，10年时间里中美贸易逆差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扩大了一倍。美国是世界贸易的逆差国，总的贸易逆差在2008 年达到峰值的8162亿美元，近两年以来一直保持在7200亿美元左右。
从美国与东盟贸易产品组成来看，2012年美国与东盟最终品贸易在总贸易中的比例为60%左右，中间品贸易占比是30%左右，而初级品大概是10%左右，初级品比重有上升的趋势。从贸易差额来看，东盟对美国是零部件进口国。
（三）东盟与中国、美国的贸易失衡
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顺差从2002 年的76.1 亿美元上升到2012 年的193.2 亿美元，除了在2008 年和2009 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现下降外，双方贸易差额处于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东盟对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国。中国—东盟将在2015 年全面实行贸易零关税，双方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发展。虽然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02 年的364.2 亿美元上升到2012 年的475 亿美元，但贸易差额占美国总差额的比重是一直下降的，也就是说，东盟与美国的贸易差额相对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是处于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顺差在增加，而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减少。
从产品组成来看，东盟对中国贸易方面，初级品和中间品为顺差，最终品贸易是逆差。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初级品比重上升，说明中国对东盟国家原材料和能源等产品的依赖性在增加。2012年，东盟出口至中国的中间品差额占双方贸易差额的45%。中间品当中的半成品和零部件，是东盟对中国贸易逆差最大的贡献来源。
三、三方的贸易格局形成原因分析
（一）中国、东盟、美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2002 年-2012 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而同期东盟整体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8%，只相当于中国增长速度的53%左右。根据2010 年世界银行对全球所有国家的划分标准，除了新加坡和文莱之外，东盟其他成员国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内需不足。因此，东盟对中国最终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向中国进口少是导致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同时，向高收入、过度消费的美国输出大量最终品也加剧了中美的贸易顺差。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充当了加工贸易和组装的承接者以及最终品供给者的角色。因此，欧美对中国制成品和最终品的过度需求要求中国从东盟进口大量的中间品，并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导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中美顺差已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而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产品内分工格局是造成三方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二）三方产品内国际分工位置
产品内分工使得国家之间的分工表现为产品生产链上不同环节的分工，而不是最终产品生产上的分工。一国只要在某个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利润最大化原则，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原理在全球构建生产网络，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产业链条中。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在简单零部件的制造和加工组装业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在这种产品内分工体系中，欧美、日本等从事高附加值的上游（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和下游（营销和售后服务），中国参与低附加值的中游部分（加工装配）和部分上游部分（零部件生产），东盟则主要从事简单零部件生产以及出口至中国进行加工组装，这导致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虚高”的现象。因此，我国贸易顺差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产品内分工格局体现了我国外贸两头在外，高顺差、低附加值的特征，更揭示了处于全球生产网络高端位置的欧美把贸易失衡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的事实。只要三方在全球生产网络产品内分工中的相对位置不变，贸易不平衡的格局将会持续发展。
（三）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贸易方式
自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而且外商对华投资中加工出口贸易的投资比重较高，致使加工贸易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的贸易格局自90 年代初由逆差转变为顺差，此后，对外贸易一直维持在顺差状态。其中，中国对欧美、香港地区主要是顺差，而且顺差比较大，对日本基本平衡，对东盟、中国台湾和韩国是逆差。2007、2010、2012年，加工贸易顺差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分别为2491 亿美元、3229 亿美元和3546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比重为96%、176%和154%，加工贸易顺差已超过了我国一般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顺差在持续扩大，而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机电产品、笔记本、运动装备、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加工制造业。
（四）东亚产业转移和产业链调整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以电子行业为主的跨国公司在亚洲进行电脑、通讯产品的投资，并逐渐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和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进入21 世纪，随着工资成本、资金成本以及税负的加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已经开始把更多的位于价值链中低端，低附加值的产品或生产环节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低廉的中国内陆，由此形成了日本、“四小龙”、部分东盟国家等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来源地，中国为最终产品的加工装配基地，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销售市场的贸易格局。由于我国从事贸易品最后的生产环节（即加工装配），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对欧美国家的出口便成了我国的出口。向中国转移的原东亚国家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为中国自身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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