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君，何林钰
（吉林大学，吉林长春130000）
［摘要］四川省两河镇“西部花都”是一个依托花卉种植产业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农业观光乡村旅游基地。本文以该实例为研究对象，基于利益相关者问题，结合产权理论，探讨在这种模式的乡村旅游下，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获利方式，复杂关系，社区居民在其中的获益能力等问题，以及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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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土地流转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266
自从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乡村旅游萌芽以来，乡村旅游作为一项多功能特殊经济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起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乡村旅游业的开发经营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然而，由于我国起步晚，经验少，这过程中各个利益方也逐渐开始由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导致矛盾不断。
1研究区域概况
“西部花都”是由四川省两河镇打造的大型花卉种植基地。盐亭县委、县政府立足于成渝经济圈，决定打破乡村辖区界限，将当地的高团村和白虎村联合起来，集中连片规划基础设施，打造一种以花卉产业为核心的生态休闲观光农业模式。高团村和白虎村位于盐亭县两河镇梓江河畔，气候温暖湿润，毗邻绵盐高速，距县城4公里，交通便捷。从地理位置来说非常适合发展这类现代农业休闲观光类的乡村旅游模式。而随着高团和白虎两村良好的发展趋势，鳌鱼村也渐渐加入到“西部花都”的设计规划中来。
在新村建设中，盐亭县聘请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院进行整体规划，本着凸显自然风光、传播特色文化，产业布局合理的理念，对该两村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通过招商引资，盐亭县吸引到了四川新科汇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鳌鱼村将土地集中流转转让给新科汇农业投资开发公司。在之后的几年，一些小型的从事花卉、水果、中药材种植的商家也落户在了这里，形成了专业合作社。导致了“西部花都”最后形成了“企业+农户+政府+合作社”的开发模式。
2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方式及关系
（1）政府。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起着整合规划，统筹协调的作用。对于这三个村落，盐亭县政府与村民进行协商，鼓励村民脱离传统农业，征集土地，并建立一系列基础设施，吸引投资。而对于企业，则由县招商局出面在线上线下开始联络企业，协商投资工作。政府不仅会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财政上给予补贴.而且，县水利局还挂点联系了白虎村，对花卉基地的水利设施配套给以极大的帮助：建成了系统的蓄水排灌，排洪设施，自来水站以及节水滴灌网络等设施，并且都已经正常投入了使用。而政府在这其中的主要收益则来自于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所带来的政绩。
（2）企业。在整个配套基础设施建成以及和村民协商完成以后，“西部花都”这个项目自然也吸引到了一些农业投资公司的注意。通过县招商局的牵线搭桥，其中比较大型的是，在2012年盐亭县政府引进的四川新科汇农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投资3.5亿元，占地3000 亩，通过村委会以每亩每年600元左右的价格从农户手上购买到了土地的经营权，建设了嫘祖农耕文化艺术博览园。目前，该公司已经在鳌鱼村流转土地620亩，征用土地83亩，种植了观赏性玫瑰等花卉约200 亩。企业的获利方式以花卉的批发为主，主要销往广州，成都等地。而旅游带来的收入来源于对游客零售。除此之外，对于农业投资项目，国家还会给予一定经济上的补贴以及帮助修缮灌溉渠道等设施。“西部花都”并不收取门票，这进一步刺激了旅游业的发展。而旅游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为企业打响了知名度。基地的建立和规模扩大增加了当地的工作岗位。企业的投资主要用于前期建设，科研开发费用以及花木幼苗的购买等。
（3）社区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白虎，高团，鳌鱼三个村庄居民的参与方式主要分为两种：比较靠近核心种植园区，及靠近绵盐高速路的村民多以开办农家乐为主，而居住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居民则在出售了土地经营权后则主要以在花卉基地打工为主。居民在这其中的获益主要依靠对土地使用权的出售以及自身的劳动报酬。除此之外，就业岗位的创造缓解了青壮年外流问题，增加了潜在的社会福利。根据实地的考察以及相关的报道，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较之开发之前都有普遍提升，笔者认为脱离了传统劳动和对家乡建设的骄傲感也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潜在收益。
（4）专业合作社。在以花卉种植为核心的种植基地初成规模以后，为了增强可观赏性和多样性，以及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两河镇镇政府又决定引进一些别的项目。如中草药种植，以及鱼塘等，意图形成一条龙产业，并且建立了专业合作社，联营联销。这些项目的承包规模小，因此降低了要求，即当地农民也有机会承包土地深度融入生产经营。但事实上，大部分的土地还是通过集中流转承包给了外来生意人，基本占到了85%以上。原因有三：第一，当地农民没有投资资本，并且面临着不小的风险。第二，由于种植养殖业还是需要一些经验和技术，这些都是农民所不具备的。第三，当地的农民刚刚脱离传统农业，还没有形成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意识。由于大部分的承包商都是外来生意人，在本篇文章讨论中就忽略了少数的当地农民承包商。这些专业合作社的承包商与企业有着共同之处。首先，他们也是通过农村土地集中流转付给一定的费用拿到了土地的经营权。主要收益来源是销售收入。政府也会给予的补贴以及优惠政策，自己自负盈亏独立经营。与企业不同的是，大多数的承包商因为生产规模和成本的限制，多数都是家庭制，并不会雇用当地的农民。
（5）游客。游客是乡村旅游的需求方，作为消费者，他们的地位是特别的。游客的利益就是来源于游览观光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愉悦感。他们希望获得良好的服务，合理的价格和安全上的保障。如果这些条件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6）关系。在西部花都这种乡村旅游模式中，政府，企业，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游客的关系式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这其中，由于其更多的是一种人为建设，所以最开始源于盐亭县政府的规划设计。政府充当着桥梁和指挥棒的作用，通过利益来引导企业和居民的经济活动，又利用法律法规来约束规范各方的经济行为。社区提供土地，企业进行投资和建设经营。专业合作社和企业既是竞争关系，又形成了集群效应。政府向企业和合作社提供政策优惠和财政补贴以及帮助企业修缮设施。而企业又改善当地的经济水平。农民向企业出售了土地经营权，依靠在花卉基地打工赚取生活费用。并且由于花卉基地的正外部性，建立了农家乐。游客来到这里休闲娱乐，购物消费。比如在2012年两河镇举办了赏花大会，吸引了6000人次来到这里消费。而企业又通过旅游业得到了宣传，形成了品牌，提升了企业形象，增加了收入。政府也通过乡村旅游提高了当地的总体经济水平和人均收入。
3社区居民获益的变化
3.1社区村民以及企业获益能力的变化
由于企业和合作社在利益分配上属于相近的主体，所以统一使用企业代替。而政府在其中并不在直接参与利益的分配，在这里就不做探讨。以其中高团村为例。高团村总人口1483，共429户，耕地面积1120亩，林地面积4860亩。2008年以前以传统农业为主，以承包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为获益依据，人均年收入4343元。在2012年以承包权为获益依据，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左右。基于企业，在2012年以后，以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为获益依据，生产销售为获益方式，一亩地纯收入已达到2万。这里由于各个企业占地面积不一样，假设为100亩。对于一般的村民，村民每年每亩地可从企业获得600元的补偿金，人均打工收入为1200每月，再加上一些奖金。年人均收入为两万五左右。从村民方面入手，村民每年每亩地可获600元的补偿金，人均打工收入为1200每月年人均收入为3万左右。而开办农家乐的村民以为承包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获益依据，月纯收入在5000左右，意味着一年的收入达到6万左右。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虽然村民的收入较发展之前提高了不少，但是村民从西部花都发展中获益的比例微乎其微，更多生产资本投入和更高的风险承担，使得企业的获益能力增加。但它是不利于当地村民的。身为这里原本主人，村民的获益能力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违背了我们发展乡村旅游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解决三农问题的初衷。而从表中看出只有通过参与土地的使用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分配结构和村民的获益能力。
村民不能参与使用权，获益能力微薄的原因。
（1）“西部花都”是一种以一定科技为基础的产业基地，村民普遍受教育水平低，也没有相关的经验，不能参与核心工作，只能干一些如除杂草等附加值很低的工作。
（2）如果让村民对这片土地拥有自主权，如以股份的形式将承包土地入股。首先，由于其是企业主要依靠的只是当地的土地和地理条件，而这样的地方并不罕见，土地入股必定会减少企业的受益率，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可能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其次，就算是土地入股，农民占的股份比例也微乎其微。
3.2存在的问题
现在“西部花都”仍处于一种初级的阶段，生活质量的明显提升暂时性地使村民对现状还很满意，利益冲突也并不显著。但随着产业逐渐成熟，生产规模的扩大，营业额的上升，村民对获益微薄的不满会渐渐显现。村民是乡村形象的传播者，他们的态度和配合度直接影响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这关系到另一个核心利益相关者——旅游者的利益，一旦村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能就会出现宰客，欺客等混乱现象，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从而损害所以相关者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隐患：在与政府协商，企业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村委会作为所有村民的代表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权力滋生腐败，不排除会出现村干部收受贿赂或者为了一些自己的其他利益，而损害村民的利益。
3.3改善方法
（1）在村民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后，政府可以给以基础技术培训，例如种植花卉的技术培育班。此时，村民有了足够的资金，在基地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可以自己独立承包经营，在另一种制度下，重新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加入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建立营销渠道，自营自销，重新回到利益分配的核心。
（2）建立高品质星级农家乐。虽然一些拥有一定资本的村民开办了农家乐，比在基地打工的村民收益高，但是依然处于产业链低端。有了一定的资金和经验后，可以进行产业升级，一条龙式的服务，建立星级农家乐，形成产业集群，进一步提高利润。
（3）加大监管力度和法律打击力度，坚决杜绝腐败的滋生。逐渐削弱村委会的权利，把村委会变为一个单纯服务机构，将集体资产的管理权交还到村民的手中。
（4）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是农民无法参与核心利益分配的根本原因。无论如何，改善农村教育条件都是永恒不变的方针。
4结论
“西部花都”这种集生态、农业、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旅游模式。在没有先天优势的自然或人文资源的条件下，巧妙地以花卉为吸引点，创造了旅游资源的同时围绕花卉种植产业这个核心，衍生出了周边各种产业。以企业为龙头，打破了高团、鳌鱼、白虎三村辖区界限，改变三村传统农业的局面，实现了现代农业产业化，带领了当地的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克服了现在一些农家乐各自成阵，小打小闹的局面。既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又解决了就业，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象，值得借鉴。而这种模式也存在它的一些缺点，比如当地农民获益比例微弱，获益能力处于弱势地位，村委会权力过大可能滋生腐败，其次，像“西部花都”这种模式事实上并不是一家独大，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进行可持续的发展，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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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卢小丽，成宇行，王立伟，等.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热点——近20年文献回顾［J］.资源科学，2014（1）：200-205.
［2］胡文海.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8（7）：82-86.
［作者简介］杜亚君（1993—），女，汉族，四川盐亭县人，就读于吉林大学。研究方向：乡村旅游。何林钰（1993—），女，四川巴中人，就读于吉林大学。研究方向：旅游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