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贤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中的作用

杨 军（中共广西师范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１）摘 要：乡贤文化是一种文化样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实践性、形象性、历史性，发挥当代乡贤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中的作用，必须处理好其理想性和现实性、共性和个性、教化功能和其它社会职能之间的关系，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中的引领导向、群体效仿、内化自律等作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应将弘扬传统美德、革命道德与选树时代楷模相结合，将理想信念教育与多种形式弘扬当代乡贤的无私奉献精神相结合，将正面宣传先进典型与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相结合，将多种类型先进典型的选树与弘扬相结合，将选树个体楷模与选树群体楷模相结合，将表彰宣传楷模与关怀体贴楷模、完善楷模正当权益保障制度相结合。关 键 词：乡贤文化；乡村治理；核心价值观；当代乡贤文化中图分类号：Ｄ６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５）１０－００５１－０７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３作者简介：杨军（１９８０—），男，河南遂平人，中共广西师范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５年度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课题“网络环境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公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２０１５ＰＹ０５；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网络环境下政府公信力提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１３ＥＧＬ００１。乡贤是新时代公众学习的榜样，古人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正心、修身是最基本的前提。［１］这一前提在乡贤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乡贤文化是我国农村社会中一些平凡的人在善行、义行、英勇行为中所体现出的美好特质和优秀品格，在尊崇、追求这些品格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乡贤文化是一种具备乡土气息、具有正能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代乡贤文化是以传统美德作为根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践行“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中应充分发挥乡贤文化的积极作用。一、当代乡贤文化的表现形式及特征长久以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大量关于美德的人物事迹及文艺作品，如大庆石油开发过程中的铁人王进喜、救援山火的小英雄赖宁，革命战争年代的狼牙山五壮士、海娃、刘胡兰，历史故事中“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忠魂守辽东”的袁崇焕等等。而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如道德模范孟佩杰、在贵州山区支教十年的孙丽娜夫妇等等。这些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或英勇事迹都让海内外的华夏子孙们颇为认同，也是中华儿女们一直以来学习的榜样，激励着大家相互帮助、彼此奉献。他们的存在，等若中华民族的脊梁。［２］经过时代的变迁，乡贤文化被赋予了时代内涵，当代乡贤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逐渐衍生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新乡贤文化的表现形式。就物质文明而言，各地一直留存着的孔庙、关公庙、文公庙等祭祀场所，往圣先贤故居、乡贤文化博物馆以及与乡贤文化有关的展台等等。就精神文明而言，有民间传颂的乡贤事迹、英雄个人传记及描绘乡贤事迹的小说、电影、歌曲等。就制度文明而言，有创先争优制度、植树节、学雷锋活动月、“感动中国”评选、道德模范评选等等。这些制度虽然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均可视之为当代乡贤文化制度文明的表现形式。在当代乡贤文化体系中，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制度文明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们彼此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内涵上则存在着高度的共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先进性。先进性是乡贤文化的主要特性，也是界定乡贤、先进人物、楷模的重要标准。当代乡贤文化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了经济发展对先进生产力的需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说明社会发展要朝着先进、科学的方向迈进，需具有创新、先进、客观的思想观念，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二是实践性。乡贤是通过自身艰苦努力甚至是用生命换来的荣誉称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乡贤文化根源于乡贤，是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积累而丰富起来的。当代乡贤产生于社会各行各业，是各行业先进人物的代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三是形象性。乡贤一般都有着生动、真实而且使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其承载主体即乡贤文化也必定具有一定的生动性、形象性。乡贤不是遇不到、难见到，实际上，当代乡贤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身边，他们也是社会群体中的普通一员。古今中外，凡能人异士之善举都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如以为其建立纪念碑、庙宇等方式来纪念他们，表示人们的喜爱与尊重。［３］四是历史性。乡贤文化通常是在某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代表着一个时代、环境、民族与社会机制之下的事物与文化。受社会条件差异的影响，不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乡贤虽内容、含义、特点有所不同，但他们所传递的精神与文化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瑰宝，都具有学习、参考的价值。当然，不管是在什么环境下，都没有脱离时代而存在的乡贤，也没有适合各个时代的人们借鉴学习的乡贤。二、发挥当代乡贤作用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一）理想性和现实性乡贤之所以能够从普通人群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乡贤在精神境界与道德修养上都高于一般群众，拥有高尚的人格。乡贤人格虽高尚，却不是毫无现实根基、虚无缥缈的“神格”，一般人在有意愿成为乡贤并为之付出心血与努力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乡贤。不可否认，乡贤的确比一般人拥有更高的精神境界与道德修养，但乡贤同样是从一般人群中走出来的特定人群，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优于一般群众，但也属于群众。他们之所以高于一般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以及人格都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肯定，这些肯定与乡贤的先进性都体现在其日常生活中。如果脱离现实地拔高这种先进性，将乡贤的优秀人格强硬推崇为“神格”，过多强调乡贤与一般人之间的差异性，就会让乡贤本身产生愧疚感、负罪感，也不利于一般群众向乡贤学习。［４］乡贤的先进性是乡贤值得公众学习的基础，而乡贤现实存在的优秀人格则是乡贤能够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保障。乡贤的先进性与现实性存在着辩证关系，所以弘扬乡贤文化必须注重将宣传内容锁定在乡贤日常的生产生活方面，通过还原乡贤在生产生活中的先进事迹，让其人格魅力得以彰显，同时让群众受到感染。换言之，在弘扬乡贤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乡贤当前的环境以及生产生活中的经历，找到其中能彰显其人格魅力的一面，并在艺术加工过程中注重还原乡贤的真实人格。在现代舆论环境下，公众对于过分艺术加工、夸大拔高先进事迹的宣传手法十分厌恶，如果一味只顾宣传时的“高大全”，非但难以实现预期的宣传目标，更难以让群众接受。在宣传工作中弘扬的乡贤精神，与一般人相比既存在一定的先进性，又必须具有现实意义。总之，只有乡贤的人格魅力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才能够获得群众的认可，也才能够让群众在学习乡贤精神时拥有更强的时代感。（二）共性和个性乡贤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群体，是因为乡贤本身有一定的认定标准，而合乎这一标准的群体就足以作为一般群众的榜样，这一群体中的个体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就是乡贤在道德素养上一致优秀。这种共性也体现在他们同样具备高度稳定且成熟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上。但这一群体在生产生活中也体现出乡贤作为一个人的个性特点，这也是构成其人格特质的重要因素。因为乡贤是由具备个性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若是仅将目光聚焦在乡贤群体的共性上，在弘扬乡贤精神时就会认为乡贤是一个机械、缺乏情感的理想人格，就会弱化乡贤的作用。但如果过分突出乡贤个体的性格，又可能会使人们不认同其先进性。换言之，在弘扬乡贤精神的过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乡贤群体的共性与乡贤个体的个性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乡贤群体的共性可以让一般群众体会到乡贤的先进性，进而学习其先进之处；乡贤个体的个性则能够让一般群众体会到乡贤的人格魅力，增强乡贤文化的感染力。（三）教化功能和其它社会职能为实现人类的全方位发展，维持有序的社会环境，应加大道德建设力度，当代乡贤在这一建设过程中能够起到引领与促进作用。当代乡贤能够通过教化、熏陶的方式使一般群众认可某种理念，但我们不能一味地夸大其作用，要正确、客观地认识乡贤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当代乡贤虽然能够作为社会各界的榜样，但其不可能取代法律法规等刚性制度。传统文化讲究感悟和体验，而现代文化则要求标准化、规范化，因为现代社会并不要求所有人在道德上都能做到尽善尽美，能够遵循社会制度生活、与其他人和谐相处才是最重要的。鉴于乡贤的先进性、代表性，社会上只可能存在一小部分乡贤，要求所有人都成为乡贤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能够有一定的道德底线、遵从社会制度的社会个体，就已经属于合格公民了。在一些道德无法抉择的情况下，法律的作用更为突出。如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相较于计划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理性经济人遵守市场规则。市场经济必须是公平公正的，而只有在理性经济人获得法律法规的刚性制度保障时，市场的公平公正才能得以实现。唯有法律法规能够保障复杂而规模庞大的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能够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也只有这样，国家经济才能够不断发展。这些虽是乡贤文化无法企及的，但其能与法律法规等刚性制度实现互补，共同来规范社会生活，维持社会道德底线。三、当代乡贤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中的作用（一）引领导向作用乡贤是先进思想与先进文化的代表，体现了先进的生产力与创新思维，当代乡贤是鼓舞人心、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能将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凝聚成巨大的力量，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根本目的坚实的基础。一是乡贤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层面的榜样是由其先进性所决定的。因为乡贤在人格上充满了理想主义光辉，乡贤的存在告诉人们社会个体的理想范例是什么，而这种范例是在后来实践中通过努力提高自我、充实自我而造就的，其人格魅力不仅为人们所认同，也让许多人在敬爱之余去学习乡贤高尚的道德情操。换句话说，乡贤之所以具备先进性，是其精神上的理想主义与实践上的努力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决定行为实践，而理想又是思想意识中最高的境界，理想直接影响着一个人思想意识的善良或丑陋。在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共同理想，是一种时代精神，这些要素在乡贤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所以说，乡贤文化及乡贤的人格魅力，浓缩了时代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一种具体体现。二是乡贤充满历史使命感及时代感。总的来说，乡贤代表的是某一时代最优秀的社会群体，但根据时代特点的不同，各个时期所产生的乡贤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时代性的具体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乡贤往往代表着在阶级斗争、反侵略战争、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优秀人物。而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年代所产生的乡贤，则体现出各领域蓬勃发展的时代感，如优秀基层干部、行业领军人物、劳动模范等，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越来越广泛的今天，产生乡贤的领域也更为广泛。如在高新技术产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强弱的时代，科研工作、学术领域都有新乡贤产生。虽然乡贤涌现的领域、行业不尽相同，但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顽强奋斗的精神却是相同的，而他们一直以来所共有的时代精神也让他们始终能够成为引导乃至决定时代变革的先锋人物，在历史上写下了一首首壮丽诗篇。三是乡贤的先进性使之有能力对社会风气、社会氛围产生重要影响。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社会个体需要展现出更优秀的精神境界、道德素养以及社会交际能力、交际方式，而先于社会一般群众完成这些目标、成为公众榜样的恰恰就是当代乡贤，所以，他们是我国当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由于社会交际能力较强、社会影响力较大，所以，他们有能力以说服、号召、交流等方式让一般群众在学先进、争先进的过程中形成合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共同愿景，增强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同时树立起优秀的组织纪律观念，激发其服务公众、维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最终实现全面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二）群体效仿作用当代中国，社会各领域日新月异，但社会各阶层分化日趋复杂，以绝对量化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或社会交际能力，不但缺乏科学依据，更没有现实操作的可能性。因为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需要大量的当代乡贤做榜样、作支撑，让各领域、各阶层的一般群众都能够以其为榜样，学习并争做当代乡贤。由中央电视台举办，开始于２１世纪初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迄今已举办多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可谓当代乡贤的代表，其中不仅有基层村干部、山区支教老师，也有普通学生和不知名的运动员，这种草根性充分展现出当代乡贤“人人可为”的特点。而出身群众、扎根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和群众紧密相连的特质也是当代乡贤拥有广泛影响力并始终能得到一般群众支持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些人都是形象普通、气质普通的普通人，但他们身上具备着完全不普通的品格、不普通的勇敢、不普通的韧性。或是默默在山区奉献自己的青春，或是在困难面前坚持前进，或是在病魔侵袭下仍然追求生命的美好，他们是道德、品格上的先行者，如果当代乡贤们能够充分发挥好榜样作用，就可以在社会各界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提供良好的环境。（三）内化自律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就是要使一般群众能够在道德上提高自制力和觉悟，并将这种自制力和觉悟付诸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乡贤能够成为乡贤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道德选择上完全不会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是根据自身的道德意识作出选择，是其道德观念的具体体现。当代乡贤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诠释。感动中国人物中包含着部分当代乡贤的事实就说明其目的是通过高调褒奖使公众能认同他们、理解他们，并与他们产生道德情感共鸣从而达到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目的。当然，在这个社会各界越来越强调程序正义、法律精神的年代，法律与道德永远是互助互补的双生子，离开任何一方，社会秩序都难以保证。法律是规则，规则是理性的，是一种在国家机器保障下的强制性规则。然而，要让人们接受规则、遵循规则，不仅要让人们有理性认同，还必须要让人们对规则产生情感共鸣。所以，情感共鸣、理性认同、主观能动性，是一个完整的、对法律法规的接受体系，这三个因素都深刻影响着人们对法律法规的接受程度。当代乡贤是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在社会个体身上的集中体现，他们让一般群众有了参照学习的榜样，一般群众恰恰是在某种特定场合与活动中参照、学习这种理想化人格的行为，才会在实践中始终遵守规则，并使得自身与他人都认同这一行为。这个过程就是将规则内化到人们内心的过程。可见，道德和法律法规是一体的，道德规范通过内化成为道德意识，造就有道德的人，而有道德的人也能够使法律法规从纸上落实到实践中。譬如：焦裕禄精神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道德模范代表，而我们在学习焦裕禄的过程中，不仅认同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情感，同时也将这种情感内化成了自己在工作中的意志和觉悟。如此一来，一般群众在遵循规则时，不再是因为强制的执行力和单纯理智上的认同，而是情感、理智、自身意愿的高度统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复杂多变，所以，只依靠强制性的刚性制度不足以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更需要超越于刚性之外的理智、情感、意志统一的道德，以维护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不但需要不断加强当代乡贤教育与新乡贤的培育，更应该将这一活动坚持下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氛围。四、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弘扬当代乡贤文化当代乡贤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也可以说，当代乡贤文化的本质与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之一。党的十八大重点强调要加强培育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政府、社会、个人三个视角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了践行核心价值观、提高广大群众认同感的正确发展方向。对此，笔者认为，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弘扬当代乡贤文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将弘扬传统美德与培育选树时代楷模相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几千年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华，因此，应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与分析，汲取其精华，运用当代语言进行重新阐释，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并将传统文化与当代乡贤文化相结合，弘扬与拓展当代乡贤文化的精神内涵。在开展弘扬乡贤文化的活动中，必须将教育与日常生产生活相结合。具体来说，就是使乡贤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体现其现实性、感染力与亲和力，使群众在与乡贤的对比中找到自身缺点，从而加以改正。弘扬乡贤文化并不是搞个人崇拜，不是让群众去盲目崇拜某个高于群众的人，这样“高大全”的人物只会让群众认为乡贤没有足够的真实性，即便可信，也会与群众产生距离感。乡贤虽然境界高于群众却仍然归属于群众，因而弘扬当代乡贤文化应具有独特的时代气息，要使群众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在理性上认同其行为及价值。（二）将理想信念教育与多种形式弘扬当代乡贤文化中的无私奉献精神相结合乡贤具备高尚的品格，是群众学习的榜样。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乡贤事迹宣传时，应合理运用信息手段，将理想信念内容融入其中，帮助群众在学习乡贤事迹与精神的过程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创先争优活动为理想信念教育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其中，在党政机关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成为党政机关长期持续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常态化教育形式。同时，还要将互联网等新媒体作为不断弘扬当代乡贤文化，提高理想信念教育感染力、影响力、实效性的重要途径。（三）将多种类型先进典型的选树与弘扬相结合在遴选“感动中国”人物代表的过程中，值得称许、值得学习的是入选的人物都是那些尽孝心懂孝道、干一行爱一行、敢于向恶行亮剑、对他人有悲悯心的代表，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者，这就使得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群众都有了可以学习的榜样。当他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遇到同类场景时，就会懂得应该如何选择才合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懂得向什么人去学习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在遴选乡贤的过程中，必须要突出每一个乡贤的特点，突出他们的美德类型，以点带面地实现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的结合。（四）将选树个体楷模与选树群体楷模相结合在璀璨的群星当中，以个体身份成为榜样的乡贤远多于集体成为乡贤的榜样。但在许多重大困难面前，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地实现目标。如坚持支教十年的华北大学志愿者队伍、在世界联合国模拟会议大赛上一举夺魁的上海交大模联队。不仅如此，在宣传个体榜样精神的同时，也应该重视个体榜样精神的引导作用。如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与许多社区开展法律援助机构合作，通过专业的志愿服务、专业的法律援助，为发挥先进集体的榜样作用提供了范例。（五）将表彰宣传楷模与关怀体贴楷模、完善楷模正当权益保障制度相结合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当代乡贤往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更大。对此，地方政府和党员干部应该充分关怀这些乡贤，不能让乡贤们再承受更多的困难。近年来，有社会组织开始联合媒体寻找生活中的乡贤并帮助媒体宣传好人好事，让乡贤既能够得到更多的褒奖，也能够得到相应的社会救助，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乡贤正是在这一活动中被发现，而这些乡贤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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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１］蒋金蒋．领导干部要带头注重家教家风［Ｊ］．求是，２０１５，（０６）：５９．［２］于涓，佘双好．从文化建设的视角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武汉大学教授陶德麟［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４，（０４）：１３－２２，７２．［３］陈继红．榜样之美与社会主流道德传播的主体转向［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０９）：６９－７５．（责任编辑：牟春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