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学的开拓者——夏书章先生行政管理思想述论

　　摘要：夏书章的名字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相联。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夏书章力主倡导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恢复与重建，在学科体系、师资队伍、专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尤其行政管理学研究方面，以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学为主题，以构建系统的行政学研究体系为核心内容，以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理论联系实际为主要研究方法，建构当代中国行政管理学科体系，并取得了公认的成就。
　　关键词：夏书章；中国行政管理学；建构；开拓；
　　作者简介：王锋(1973-)，男，哲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在站博士后。
　　夏书章(1919-)，男，江苏人，中国当代行政学的奠基人，“中国MPA之父”。早年毕业于原国立中央大学(解放后改为南京大学)法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肯尼迪政治学院)，获MPA学位。现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治学会顾问等职。夏书章是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几十年来，他在行政管理领域中笔耕不辍，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所提出和倡导的行政管理学思想及观点，至今还影响着学界中人。
　　一、倡导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恢复与重建
　　邓小平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议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180-181，要“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1]181。夏书章率先撰文响应，在1982年1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夏书章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搞好现代化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社会主义行政学和行政法学”[2]。这一有力的疾呼，打破了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沉寂30年的局面，令学术界为之振奋。此文对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恢复和重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揭开了行政管理学科在我国重建的序幕。
　　为了让人们认识到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夏书章在《行政学新论》、《管理·法理·伦理》、《行政管理学》等著作中反复说明行政管理学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他认为，行政管理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有政府工作就有行政管理工作，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以前，不同性质和方式的行政管理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需要管理[3]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社会、国家、从日常生活、学习、劳动到业余活动等无不需要管理，国外有管理学家表示：“二十六个字母，每个字母都有不少关于管理的词，由此可见，与行政管理密切的事项是如此之多，行政管理在各种管理之中是涉及面最广和最具权威的管理[3]2。另外，他认为，任何一个团体、社会、国家都不可能没有管理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很重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行政管理不上轨道或管理不善，必将产生两种不良影响：一是严重影响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声誉和形象，直接损害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二是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和形象，大大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4]2。
　　正因为行政管理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夏书章主张对行政管理学进行研究。他指出：“回顾历史，看看现状，我们在革命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和成就，无不存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因素”[3]2，“行政工作关系重大，小至柴米油盐，大到现代化建设事业，民族前途命运所系”[5]267。在改革开放之初，他指出，行政管理存在的弊端，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模糊、互相扯皮，虚职、副职、兼职过多，效率低，没有一套严格科学的干部考核、晋升和退休制度等等，严重影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因而，对于行政管理学，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在恢复和重建中国行政管理学过程中，夏书章主要围绕学科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以及专业性团体建设而展开，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首先，确立学科体系与教学内容。学科的重建，核心就在于有自己的学科体系。为确定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内容和学科体系，夏书章以1982年在全国政治学讲习班所讲的“行政管理”讲稿为基础，协同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南四省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科研人员和骨干，集思广益，并于1985年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教科书，为这门学科定下了理论框架和实质内容[6]。这本书从我国国情出发，研究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行政管理，是民主管理与科学管理高度统一的新型国家行政管理。该书确定和概括了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夏书章参与主编了《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版)，并于1991年6月出版。该书本着“我们应当为创建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及其普及和提高而继续努力”，使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内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构筑了我国行政管理学科的基本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6]。
　　其次，围绕专业建设而培养急需的师资队伍。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从新中国建立初到改革开放停止了30年之久，造成了行政管理学人才和师资队伍的严重断层，国内的行政学人才和教学人员也是寥寥无几，为打破这种僵局，夏书章在《文汇报》、《光明日报》发文呼吁：“必须发扬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有限而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尽快做出成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6]。此外，他还不辞辛劳，到全国各地进行讲学、做学术报告，广泛传播行政管理学的知识，为培养行政管理学人才做准备。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行政管理学讲习班，夏书章在讲习班上讲授行政学课程，吸引了大批的学员，为培养行政管理学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这个班的许多学员都成为了政治学和行政学领域的活跃分子和学术骨干。正是在以夏书章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带动下，中国才逐渐重视行政管理学人才和师资队伍的培养。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为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再次，开办行政管理学专业，为人才培养提供前提基础。在全国高校建立和开办行政管理专业是关键性的一步。早在1980年的中国政治学会筹备期间，夏书章就同一些老学者向中央建议在高校设置政治学系，系统培养政治学、行政学人才。他呼吁要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在普通高校设置行政学系、开办行政学专业、讲授行政学课程和开展行政学研究。在他的积极努力之下，全国一些高校纷纷开设了行政管理本科专业，此后又陆续建立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点、博士点，招收硕士和博士。行政管理专业在大学的开设和普及，为传播行政学知识和培养行政学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创办学术团体，为行政管理学的学术活动开展搭建平台。对于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和创办行政管理学杂志方面的事宜，夏书章有着清醒的认识。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市召开的行政管理研讨会上，夏书章大声疾呼成立全国性行政管理学学会。此次会议后，夏书章被任命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副组长，为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而奔走策划[6]。在夏书章等人的努力下，1988年10月13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夏书章担任了学会的副会长，参与学会的发展与规划。
　　1980年，他就呼吁创办行政管理学的相关刊物。1985年7月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创办的《中国行政管理》(月刊)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这为行政管理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信息传播、经验介绍和知识普及提供了重要阵地[7]。在此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发展的过程中，夏书章不断为其提供帮助和指导。他勉励《中国行政管理学》杂志要关注改革实际，并为其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虚实并举。不能忽视理论研究，同时要学以致用，以虚带实，以实证虚。二是杂志要点面结合。要注意研究方方面面的问题，要注意到热点、难点、疑点、冷点、重点、视点、盲点、优点和缺点[8]。他十分关心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成长，主张行政管理学会要团结全国各方面力量(包括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及各方有识之士)，强调学会的群众性和广泛性，勉励学会要服务于改革。夏书章认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将是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学会的宗旨在于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研究，积极为我国行政管理学改革做出贡献，也就是为改革服务。”[6]在夏书章的帮助和影响下，《中国行政管理》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迅速成长，并且带动了各个地方的学会和刊物的出现与发展，这些都推动着中国行政管理学的不断前进。
　　二、建构中国行政管理学
　　初创时期的中国行政学，其核心在于学科体系的重建。在这方面，夏书章先生以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学为主题，以构建系统的行政学研究体系为研究的核心内容，以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理论联系实际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行政管理学科体系的建构进行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公认的成绩。
　　(一)研究主题
　　夏书章一直主张行政学的研究主题在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早在1982年《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这篇文章中，夏书章就呼吁“我们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他一直倡导中国行政管理学应当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为此，他认为：“由于行政管理学是由外国尤其是美国发展起来的，因而适当介绍他们的一些经验和理论，可以为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提供参考和借鉴，但是绝不能离开我国的国情，照搬照抄、生吞活剥。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中，照搬外国的一切，不仅不会成功，而且还会带来不良的副作用，有时还会起反作用的。这是因为各国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不同的社会制度固然不能相提并论，照搬照抄，即使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不能只是一种模式。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根据本国的实际和自己的特点去办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之所长，补己之短，力图创建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学科来。”[9]他指出，行政管理学科要在把握理论原则的同时，吃透中国国情，使研究更具有现实针对性，从而真正建立起本土化的行政管理学科体系。在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思想指导下，夏书章进一步指出，在行政学学习和研究中必须更新观念，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行政管理是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它与解放前的旧中国或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有着本质的不同[4]2。行政学的研究目的、作用、指导思想、理论原则和分类方法等等，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各有不同，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开展研究。
　　1990年，夏书章专门撰文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必须明确五个问题：其一，关于既要明确注意，又要正确对待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学研究的情况、经验和成果的问题；其二，关于既要留心前人成就又不因循守旧的问题；其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和原则不同的问题；其四，关于在科学和经验之间必须重科学的问题；其五，关于同邻近、相关学科沟通、配合的问题，行政学不是一门孤立的、狭隘的学科，在研究中必然遇到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问题[10]。1991年，夏书章再次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问题的关键，似乎集中在中国特色这一点上。本来，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我国的行政管理学便应当具有中国特色，是不言而喻的”[3]序言，2。在该书的第四版序言中，夏书章进一步指出，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从国外引进的学科，切忌完全置本国的国情于不顾，不可照搬西方行政学理论，急需严肃思考全球化时代保持行政学中国化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中要“洋为中用”不可食洋不化。可以说，夏书章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开创者，给中国学术界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要避免空谈西方行政学理论，要结合国情，研究中国现实改革中的问题，这样才能使得行政管理学在中国顺利发展。
　　(二)研究方法
　　夏书章认为，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因此，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必须以理论联系实际为主。他多次强调，行政管理学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最为密切的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是一门实干的学问，因而要真刀实枪地在应用上下功夫，研究这门学科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而必须把它和当前改革联系起来，为改革服务，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要把理论和应用性很好地联系起来。“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特点，针对存在的问题，着眼于当前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也是当前最大的实际。学习行政学首先要考虑的，便是使行政管理工作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去进行改革的问题。”[4]38夏书章指出，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要学以致用，光讲道理而不去付诸实践对现实改革不起作用，这个学科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中国特色就体现在这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8]。
　　在《行政学新论》中，夏书章进一步指出，为了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是搜集材料，搜集行政管理学的材料；二是调查研究，包括总结经验在内，这是了解实际，吃透自己的必由之路，而没有这一条，理论联系实际就有落空的危险；三是拟定计划，打乱仗、打“游击”式的学习显然不及有计划的学习；四是给予方便，在职干部在做好本职工作时，如能在时间、经费、组织安排和辅导力量等方面得到学习方便是难能可贵的，会更易见效；五是要有所鼓励，对经过学习能改进工作者应有所鼓励，还可以考虑将学习成绩纳入考核内容[4]39。在行政管理研究中要参考理论的、历史的、法学的、比较的、心理学的、案例的、计量等方法。应将现代科学技术为行政学研究和行政管理改革、建设服务，现代科技中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先进理论应在行政管理研究中受到普遍重视和应用。
　　(三)研究内容
　　夏书章关注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在他所从事的研究中，一方面，研究行政管理的一般性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行政组织、行政计划、行政领导、行政协调、行政决策、行政效率、行政监督、财务行政等问题；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结合中国实际背景研究中国的行政管理问题。在这方面，夏书章主要集中在对行政管理的概念阐释、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行政学体系化的建构，而其中关于人事行政、行政立法及行政道德的论述为人称道。
　　1.对行政管理学汉译和概念问题的阐释
　　在中国，关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这些概念的异同一直争论不休。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含糊不清，在夏书章看来，这是由于汉译问题引起的。行政管理学这门学科引入的英文名称是PublicAdministration，夏书章指出，Administration是多义词，可能有十几种解释，译为“行政”或“管理”均可。本学科译作“行政”是因为当时主要研究行政工作，内容拓宽是后来的事。“公共”亦因不言而喻而省去，中文、日文都是如此。时下所称“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应是同源异译。“PublicAdministration和PublicManagement两个一样，都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这个词是我们历史原因翻译的，怎么办呢，也不能停掉，我们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来了一个中国处理办法，就是把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行政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下的二级学科，当我们用英语的时候，都用PublicAdministration，你用PublicManagement也可以。”[8]
　　在说明了PublicAdministration的汉译问题后，夏书章又对行政管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明确地指出，根据实际情况，行政管理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行政管理虽狭更广，因为政府处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地位，其管理无疑是涉及面最广和最具权威的管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管理，其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现宪法目标和国家职能重任，非认真研究、认真改革不可；广义的行政管理虽广犹狭，它包括除政府工作外，在企业、事业单位、群众性团体以及立法、司法机关中，也无不存在被称为“行政”或实际上属于“行政”性质的工作。由于此种“行政”工作总是同领导者相伴随，所以在各单位(特别是办公室)也事关全局和全过程，但无论如何，其管理活动总局限于某个局部或某个单位，面是狭义的。夏书章对于行政管理学概念的分析，“既深化了行政学的内涵，也拓展了行政学的外延”[7]。
　　2.关于政治和行政关系的辨析
　　夏书章很重视政治和行政的关系。首先，他强调行政离不开政治，“行政终究要根据一定的政治任务和目标来考虑、来行动，所以，不管怎样，行政学要完全摆脱与政治学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行政也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他们的学者不能不承认这一点”[10]，“尽管行政学一向被认为是政治学这个大学科领域中最为实际的方面，但它毕竟不能完全无视或不管政治、决策、大政方针问题，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行政学的深入研究，必然要触及和涉及各国的国家性质和现行政治体制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这是不以人的意愿、兴趣为转移的。”[4]17他认为，“谈行政，首先要弄清所行何政，当行何政，根据我国国情开展研究，我们所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这是研究的出发点”[10]。
　　其次，夏书章也认为政治离不开行政，在他的著作《行政学新论》中，夏书章深入浅出地分析道：“我们通常所讲的‘政治’一词，把‘政’和‘治’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政要落实到治，‘德政’、‘劣政’都要通过‘治’来证明，有政而无治，还是空的。治得不好，一塌糊涂，就要被看作是腐败的政治，所以，‘政’离不开‘治’，并且只有通过‘治’来体现和检验政。这里的治就是行政管理”[4]3。
　　3.人事行政研究
　　这是同组织机构直接相联系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事行政学或人事管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夏书章在自己的多部学术作品中提到人事管理，在他看来，人事管理是一项历史悠久，极其普遍、非常重要而又难度很大的工作，“得人才者昌，失人才者亡”，“要事业有所成就，必须爱才、惜才、求才，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注意人才问题，所以，我们说人事管理问题，人事工作，是一门大艺术、大学问、大科学”。夏书章认为：“全世界行政学研究中的共同趋势之一是强调人事管理，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改革，都伴随着人事(或文官)制度的改革，就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人事制度好了，行政改革也就好办多了，所以，人事管理是举足轻重的事情。”[4]18
　　夏书章多次强调人事管理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人事管理中要大力抓培训工作。一方面要培养一支庞大的高水平的专业队伍，以充实师资和科研力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轮训大量在职干部。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为什么要进行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建设以及怎样进行这个建设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想法和意见。为了推动人事管理的研究，夏书章还著有《人事管理》一书，详尽地阐述了人事管理的重要性，谈到干部的四化建设、干部的考核和奖惩、各类工作人员的选拔、人事管理中人才规划和预测、人事管理立法、人事编制和机构设置等问题，为人事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想法，他认为，“选贤任能、知人善任、用人之长、使人尽其才和发扬人才优势是人事管理的根本任务”[11]55。夏书章在人事管理研究中的成果，对于改善中国的人事管理工作和促进人事制度改革产生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行政管理研究的步伐。
　　4.行政立法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夏书章就指出：“在法律科学的各部门中，格外显得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恐怕要算行政法研究的工作了”[5]247。他认为，在理论上，国家机关的执行与指挥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一般应由行政法来调整。在法的分类方面，行政法通常都是紧接着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之后的。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而组织与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因此，在顺利与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国家职能方面，行政法起着巨大作用。“无论从国家与法的理论、革命与建设实践、国家生活与人民福利等方面来考察，行政法之应被放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我们应当予以行政法科学研究工作以足够的重视”[5]250。“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应像刑事、民事一样，要依法办事，就必须有法可依。”[5]257有了明确的行政法规，以后对工作的检查、督促便有所依循，不符合规定的行为就可以得到纠正，遇到扯皮和侵犯合法权益的事，就可以诉诸法律(有的国家为此成立行政法院或类似的司法、半司法性质的机构)。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相互推诿、效率不高等现象，也可以避免或减少。
　　如何加强行政法研究工作？夏书章指出：“和进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行政法科学研究工作也并非为研究而研究。”[5]254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所提到的涉及行政法科学的各种问题，加以研究和解决，并协助实际立法工作，从而加速与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这是行政法科学工作的光荣职责。“把行政法科学研究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密切联系起来，是行政学科学研究工作的首要条件。”[5]254他说，我们需要确立中国行政法体系。夏书章看到了行政法不是孤立的一门科学，它与其它法学部门有密切联系，因此，夏书章主张增加法学研究“据点”很有必要，除了设立法学研究所之外，还要开办法律学系，成立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法学研究机构，更好地推动行政法学研究。
　　针对当时中国行政法规还很不完善的状况，夏书章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下面几点意见：(1)在机构改革中要明确过去哪些有法，哪些没有法，或规定得是否明确，是否适合现在的形势需要；(2)继续研究新的问题，不断进行改革；(3)要把机构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固定下来；(4)行政法也应该有个诉讼法作为实施的保证，行政管理上出了问题，也可以打官司，诉诸法律；(5)从一般工作人员到行政首长应有个法律观念[5]273。此外，夏书章还指出，在行政法方面，也存在教材问题，行政法教材尤其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合乎国情，要统一教材。
　　5.行政道德研究
　　夏书章比较早就关注行政道德问题。“各行各业都要讲职业道德，行政管理更应该注意，这是工作任务及性质所决定的。”[4]22夏书章指出，行政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比一般职业道德更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目的和任务，不仅在目前涉及千家万户，而且在今年后影响千秋万代。所以，从业人员特别应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光荣感，这些都属于道德范畴。“行政管理干部光是奉公守法还不够，还要对所担任的工作意义有认识、有感情、忠于职守、精益求精。”[4]35行政管理人员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才能做好工作，其它就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
　　关于行政道德，从原则上来考察，夏书章认为有几点是经常应予考虑的：(1)有明文规定的事情，必须自觉地遵守和执行。(2)尚无明文规定可以灵活处理的事情，仍需按原则精神，妥善处理，不能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尤其不可借机徇私舞弊、钻规章制度的空子。(3)在有监督的情况下，谨慎谦虚，接受监督，以求把工作做得更好。(4)在无监督的情况下，勤勤恳恳，决不懈怠。行政道德水平正是在无规定、无监督的情况下更容易体现出来。(5)自觉、主动、积极的做好事，并热情、鼓励、支持、帮助别人做好事[4]171-172。夏书章认为良好的行政道德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他提出，行政道德固然要从本身做起，但绝不是要求“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新型行政道德要求我们注意到事情的狭义(个人)方面和广义(公众)方面”。总的来说，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使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精神风貌合乎四化建设事业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道德精神。
　　三、“瞻前顾后”与“左顾右盼”
　　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夏书章一方面通过自己敏锐的目光，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促进行政管理学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不断的超越自己，拓展出行政学新的研究领域，从而推动行政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面对这种初创时期行政学研究呈现的繁荣情形，夏书章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他勉励同仁们为创建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及其普及和提高而继续努力。其后又强调“时代在前进，学科在发展，我们应当永远继续努力不断上新台阶”。他认为：“我们所从事的是行政管理专业。若问所行何政和所专何业，回答是，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须勤政、廉政，专为人民服务当好社会公仆之业，应敬业，乐业”[3]序言，6。
　　进入世纪之交，夏书章于1998年谈及世纪之交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行政管理学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要注意这些问题：(1)行政科学的发展要注重其可行性、可操作性，忌发空议论，务求廉洁高效；(2)应对本学科的理论、方法、地位、作用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加强计量方法和案例研究；(3)待着重研究的领域如政府职能、城市管理等，前沿问题如提高效率和公务员素质等，特别亟需加强研究全球性问题，如贪污行贿、跨国犯罪以及环境保护之类；(4)与本学科相关的新兴学科，多与自然、技术、社会和人文科学交叉和渗透相联系；(5)21世纪，目标管理、行政决策、依法行政、信息技术、咨询活动等，均将提上重要日程开展专题研究，以求行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满足广大人民期望[12]。
　　夏书章被誉为“中国MPA之父”。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他提出并呼吁引进MPA制度。他认为，随着加入WTO已成定局，使得公共管理队伍及时加强和改善的需要日益紧迫。在他看来，公务员素质的提高是行政管理的一件大事，引进MPA模式有助于提高我国公职人员的整体素质。正是在他的带领和努力下，2001年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在部分大学试办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教育。此后，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开办MPA，到目前已发展为100多所。这大大地推动了我国行政管理教育事业的发展，潜移默化地推动着政府管理水平和其他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提高，使政府机构改革发挥出最大效应。面对MPA教育在中国的如火如荼，夏书章指出，MPA教育有待提高，要继续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在提高质量上多下工夫。他用严谨的学术精神为MPA在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在夏书章的努力下，MPA教育在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行政管理学教育实现从间接的提供知识到直接的实践者培训，从而进入决策和管理的深刻转变，大大缩短了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距离，这也成为社会实践推动行政管理学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13-15]。
　　2002年，党的十六大闭幕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崭新历史时期已经开始。在此之际，夏书章高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迫切需要行政管理现代化”。为此他提出了十点认识，它们无一不在现代化建设和行政管理实践中得到体现：一是坚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二是抱定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是不懈努力提高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公共管理水平；四是充分发扬各方面、各领域的优良传统，认真实行“古为今用”，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五是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否则没有出路；六是注意研究、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绝不固步自封，也绝不简单照搬；七是认清竞争性形势，在竞争中用心、用力；八是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一切工作成果必须在质量上精益求精；九是强化效率意识，工作力争上游；十是严格法治[3]第三版序言，7-9。这十点认识为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此外，他反复强调，行政管理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正从信息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要与时俱进，而且他认为，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道路可以自行选择。
　　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后，夏书章认为，应根据新的经验总结和战略部署来进行行政管理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研究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共建和谐”。中国行政管理研究必须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带领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普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他指出，现代公共管理必须有科学发展观。为了使服务卓有成效，自然也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才不致有盲目性和事倍功半或劳而无功的情况发生，他提出以下观点：(1)现代公共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既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出发点，又是管理绩效评估的根本依据。在实际管理中要践行为广大公众服务的宗旨，千方百计地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为创新型国家和小康社会建设做贡献。(2)现代公共管理必须注重全面发展：要统筹兼顾，忌顾此失彼，局部率先有所突破很有必要，但应及时抓紧扭转长期和严重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重点但不失策、失序和失控；除死角、补空缺和薄弱环节。(3)现代公共管理必须强调协调发展：摆正理顺关系和配合支持；能向心凝聚实现社会和谐；有团队精神；部门协调互利共同进步。(4)现代公共管理要保证可持续发展：有战略眼光避免难以为继；保护环境以及保持生态平衡；节约和合理使用能源资源[16]1-8。夏书章提出的“中国行政管理研究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共建社会和谐”的思想，紧密结合了我国发展实际和改革需求，有力促进了中国行政管理现代化发展步伐，推动着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深入发展。
　　在对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拓展方面，夏书章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他努力拓展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领域。他将市政学、高等教育管理、区域公共管理等内容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从而不断地超越自己，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
　　“有城市就有市政”，“城市里居住和活动着的是高度密集的人群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工程学等等及其附近和分支学科都与市政学有关。”夏书章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市政和市政学研究有自己的理论、原则、条件和特点，研究市政和市政学要从几个方面入手：总结经验、进行调查、搜集资料、培训人员、成立研究机构、调拨经费、拟定计划及各方配合。“只要市政部门以及有关学者和从事市政工作的人员共同努力、创造条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我国市政和市政学研究的发展前途是极为远大和光明的。”为了理论结合实际，夏书章研究了新加坡、香港的市政管理经验，编著了《市政管理八议》、《中国城市管理》等多部市政学著作，不仅填补了我国市政学研究的空白，而且使得行政管理学研究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我国行政管理学的知识宝库。
　　除了重视市政学研究，夏书章在推动建立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方面也是呕心沥血、宏论迭出。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提出了建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的设想，他认为，高等教育管理学是融合了高等教育学和管理学的一个跨学科的新兴学科。“要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学，在准备过程中进行“瞻前顾后”和“左顾右盼”很有必要。即要切实的回顾和总结我国办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要认真的注视和重视国内高等教育战线的新事物和新尝试，以及当代国际高等教育方面可供参考和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实践”[5]99。他谆谆告诫道，高等教育管理学是一门研究效能、效果和效益的应用学科，最忌讳理论脱离实际，高校管理要有明确的目标，反对看风管理、个性管理、家长管理，主张科学管理、民主管理、鼓励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夏书章因在中国教育管理学的成就，被聘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顾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政治管理类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夏书章对于区域性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进行了热切关注和深入研究。他极力倡导“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多次呼吁学术界加强对这方面的关注。“怎样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区域管理体制问题，确是很值得认真深入研究。我建议《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应多反映这方面的信息意见。”[10]为了深入地了解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问题，他还对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区域行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中国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四、结语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夏书章既是一位理论家，又是一位实践家，为学术界树立了榜样。他的品质代表着“行管人”谦逊务实、奋发进取的作风。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夏书章留下了启迪后人的思想和观点。它们促进了行政管理学在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发展的蓝图，使中国行政管理学能够在改革的浪潮和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克服困难，不断前行，从而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